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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超:知往鉴今上世纪20-30年代的美国www.19584.com

发布日期:2019-11-06 13:2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高度还原概念车年底前上市 吉利icon最新www.kj181.com2019路虎揽胜运动30S价格 HSE现车最新报,近年以来,世界各地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现象,而经贸问题不断升级,高关税被作为贸易保护工具被频繁使用,这些都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的20-30年代。本篇专题让我们“回到过去”。

  宏观环境:经济放缓、泡沫破灭。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和股市持续繁荣。1920年代中后期,股指加速上涨。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突然暴跌,悲观很快蔓延到实体经济,成为“大萧条”的导火索。股市暴跌反映了金融市场存在严重泡沫。www.19584.com,1927-29的三年内标普股指平均年涨幅25%,同期美国GDP名义增速从之前三年的平均4%降至1%,这其实给危机埋下了伏笔。

  社会背景:贫富分化、保护主义。上世纪20年代之初的美国处在繁荣的世代,但为何后来的几年经济增速依然放缓、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还是接踵而至?(1)社会层面,伴随着20世纪前20年的经济增长,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扩大。1920-28年美国收入前10%的群体收入占比从43%提高到48%,而金融泡沫加剧了这一分化,富人存量资产增值更快,到1929年美国前1%的富人拥有的财富是后90%群体的三倍,大萧条的前夕正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时点。20世纪之初,法、英、德等国也都经历了一段贫富严重分化的时期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,抑制整体消费,导致总需求不足。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,但消费能力受限。1920年代美国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,生产能力增强,但贫富分化加剧、整体需求不足,于是生产和投资过剩,资金也就涌向股市,脱实向虚。(2)财富和分配的失衡,反过来又激化了社会矛盾。分配失衡导致中低收入者群体庞大,成为美国社会的“中间投票人”,对政治选举起到决定性的影响,往往在这种时候民粹主义就会开始回潮。但经济放缓、财政收入锐减,很难满足民粹主义倾向的高福利要求。既然“蛋糕”做不大,那么就想到从外部抢“蛋糕”。美国将需求不足的内部问题的矛头转向了外部,提高关税税率、保护本地产业自然成了首选。1930年总统胡佛签署了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使美国整体应税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1928年的38.8%提高到1932年的接近60%。经济开始衰退的背景下,美国推行的高关税,遭到贸易伙伴强烈反对,各国先后也实施了报复性关税。

  政策变化:政党轮替、财政扩张。以邻为壑,终究徒劳。1930年起美国进口增速连续三年降幅高达30%以上,美国经济增速1930年开始负增,1932年GDP实际同比接近-13%。全球贸易额在1930-34年间持续萎缩,跌幅一度高达40%。错误的关税政策伴随了美国的整个大萧条阶段。直到1933年美国的进出口增速才重新转正,这一年罗斯福出任总统,之后一年,通过《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》,赋予总统贸易领域更高的权力,美国此后十多年间与约30个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议,整体关税水平下降,并借此恢复和打开了国外市场。当时美国政策整体从放任自由的小政府模式,转向了加强干预的大政府。1920年代美国几乎完全处在共和党的执政中,信奉“放任自由”和“保守主义”。而的罗斯福主张对经济加强干预,新政的核心“救济、复兴、改革”都具有加强政府干预的色彩,加大财政刺激,并出台救济穷人和失业者的措施。1920年代美国忽视了贫富失衡,而要缩小贫富差距,需要政府调节分配,这也就是胡佛黯然收场、而罗斯福新政登台的必然。

  似曾相识,知往鉴今。如今,贸易问题在多国间重新上演,各国贫富差距重新回到1930年以来的历史高位。而社会分配的矛盾又成为近年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深层原因。08年次贷危机之后,各国吸取了1929-33年大危机的教训,及时进行货币宽松,避免了1929年之后那样的大萧条。但宽松的货币刺激了短期需求,却没有改善社会分配,贫富差距在08年后仍持续上升,这意味着,1920-30年代美国的历史仍有反思和借鉴意义。

  近年以来,世界各地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现象,而随着经贸问题不断升级,高关税也作为贸易保护工具被更加频繁地使用,这些都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的20-30年代,当时社会和经济背景是怎样的?对现在有何启示?本篇专题让我们“回到过去”。

  1929年美国金融市场暴跌,成为“大萧条”的导火索。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和股市持续繁荣,到1920年代中后期,股指加速上涨。为抑制市场投机,1928年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,此后两年内7次上调贴现率。1929年10月24日,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突然暴跌,纽约股票市场迎来“黑色星期四”,随后几天跌幅继续扩大,到10月29日收盘,道琼斯股指较10月23日已累计跌去约四分之一。

  股灾的不期而至,导致居民的金融资产和企业的预期迅速恶化,并很快蔓延到实体经济。1929年四季度美国GNP实际同比增速仅1.9%,较之前的三季度大幅下降了6个百分点,1930年一季度开始更是转为负增,并且此后衰退一直持续到1933年上半年。

  股市暴跌反映了金融市场存在严重泡沫,美国当时的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前期的暴涨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十到二十年里,美国的金融市场大体与经济表现相匹配,股市涨幅与经济名义增速趋势一致。但到了1926年之后,市场投机之风渐盛、股指加速上行、泡沫化日益严重,1927-1929的三年内标普股指平均每年涨幅高达25%,而同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却是在放缓,美国GDP名义增速从之前三年的平均4%降至1%,这其实已经给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。

  无论从经济表现还是金融市场看,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都处在繁荣的世代,但为何后来的几年经济增速依然放缓、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还是接踵而至?

  从社会层面看,不能忽视的一点是,伴随着20世纪前2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,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扩大。1920至1928年美国收入前10%的群体收入占比从43%提高到48%,分配问题导致贫富分化加重。而金融泡沫化又加剧了这一分化,富人存量资产增值更快,1921年至1929年美国前1%的富有群体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6%增加至48%,而同一时期财富后90%的人拥有的财富占比从22%下降到了16%,也就是说,当时美国前1%的富人拥有的财富是后90%群体的三倍!纵观历史,大萧条的前夕正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时点。

  贫富差距扩大在当时也不是美国所独有的。在20世纪之初,法国、英国、德国等主要的欧洲国家也都经历了一段贫富严重分化的时期。1910年,这三国收入前10%的人群的收入占比都高达45%左右,虽然在1920年代有所下降,但到大萧条之前,这一比重也仍有40%。

  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,对经济的后果是抑制整体的消费,最终导致总需求不足。通常来讲,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比较强,但是边际消费倾向较低;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,但是消费能力受制于收入水平。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调查计算,以1984年的收支情况作为基准,到目前美国收入前20%的家庭或住户(consumer unit,即以1个家庭或者财务独立决策的住户作为调查中的1个消费单位consumer unit)收入每增加1美元,消费支出大约增加0.7美元左右,而收入末20%的家庭或住户,收入增加1美元,支出会边际上增加大约1.6美元(因为家庭或住户中存在不创造收入但有支出的群体,因而就调查单位而言会出现支出增加超过收入增幅的情况)。

  以收入由高到低排序,美国收入在末20%的调查对象,收入占比仅3%,但他们的消费占全部被调查者消费的8%;而收入在前20%的调查对象获得约50%的收入,消费比重仅40%左右。中低收入者整体数量巨大,且对消费贡献的比重更高,但其收入和财富水平限制了其消费的能力,因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恶化,不利于整体消费的扩张。

  1920年代的美国经历完第二次工业革命,生产能力增强,但是由于贫富分化严重、整体需求不足,于是就出现了生产和投资的过剩,资金也就涌向了股市,脱实向虚,助涨泡沫。

  而财富和分配的失衡,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层面的矛盾,助涨“民粹主义”。在经济陷入大萧条之后,分配失衡导致中低收入者群体庞大,使得他们成为了美国社会的“中间投票人”,对政治选举起到决定性的影响,而他们通常基于自身的考虑,对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和提高福利有着更高的诉求。而贫富差距的扩大,中低收入者比重上升,这种诉求也就更强,政党想赢得选举,就要做出更符合这些投票人利益的承诺,往往在这种时候民粹主义就会开始回潮。

  但问题在于,经济放缓又使得政府财政收入锐减,很难满足有着民粹主义倾向的高福利要求。如果是在大萧条来临之前的1920年代,经济仍处在繁荣阶段,提升整体福利的要求或许还不算特别难满足。但1929年下半年开始,美国经济急转直下,到1930年1季度开始GNP名义增速转负,经济的“蛋糕”做不大,分配就更成了问题。随着经济的衰退,美国的财政收入从1929年的39亿美元减少到1933年的20亿美元,而同期财政支出从31亿美元增加到46亿美元,早年的财政盈余从1931年开始变成高额赤字。

  既然“蛋糕”做不大,那么就想到从外部抢“蛋糕”。当时美国还实行金本位制,汇率并非自由浮动、因而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,制约了货币刺激的空间。而在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,美国将需求不足的内部问题的矛头转向了外部,于是,提高关税税率、减少外来商品进口、保护本地产业的措施自然成了首选。

  事实上,加关税的做法在美国也不是第一次。早期的美国关税维持在较高水平,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,并且被用来保护国内相关的利益群体。例如1890年《麦金莱关税法案》(Mckinley Law)就是通过提升关税税率到50%,来保护国内的产业免受英国等海外生产者的竞争,1897年《丁格利关税法案》(Dingley Law)又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,此后的十多年间,美国的关税总体保持在40%以上的高位。直到20世纪初,随着1913年《安德伍德关税法》(Underwood Law)的通过,美国关税水平才大幅下降。

  然而在大萧条之前,保护主义情绪重新抬头。1920年代开始,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,导致美国农业逐渐萧条。1921年共和党主导的政府通过《紧急关税法》,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关税,以维护国内农业利益,并于1922年通过了《福德尼-麦坎伯关税法》(Fordney-McCumber Law),对更多的经济部门采取高关税保护的措施,将平均关税税率从1920年的16%提升到1922年的38%。

  在1928年大选中,共和党的胡佛表示将提高农产品关税以保护身处困境的农民的利益,而他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二年,在议员斯姆特和霍利的推动下,国会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案,也称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(Smoot-Hawley Tariff Act),该法案将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提至历史新高,使美国整体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928年的38.8%提高到了1932年的接近60%,同期美国整体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也从13%左右上升至接近20%。

  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的背景下,美国推行高关税,遭到了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,各国也先后实施报复性关税。1930年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将全球拖入了以邻为壑、互加关税的恶性竞争。同一年,加拿大率先对美国商品加征新关税,并减少与美国的贸易、增加与英联邦的经贸往来,而英国在1931-1932年也分别通过《非常进口税法》和《进口关税法》,提高了进口关税并限制了美国商品的进入。各国先后加入到了这场“关税战”,1930-1932年,英国、德国的总体关税税率由10%左右上升至25%,全球贸易整体的关税税率也从10%左右上升到20%。

  但事实证明,保护主义没有带来美国经济的复苏、反而加深了经济的萧条。1930年起,美国的进口增速连续三年降幅高达30%以上,美国的经济增速也在1930年开始负增,1932年GDP实际同比接近-13%。可以说,错误的关税政策伴随了美国的整个大萧条阶段。

  全球贸易在这场互加关税的纷争中,也都出现了收缩。德国、法国、英国和意大利的出口同比增长率从1930年开始均转为负增长,并且幅度高达-40%到-20%。全球进出口贸易额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持续萎缩,跌幅一度高达40%。

  直到1933年美国的进出口增速才重新转正,而这一年罗斯福正式出任总统。之后一年,在国务卿赫尔的力推下,国会通过了《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》,作为对1930年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的修正,通过赋予总统与别国缔结贸易协定、在50%的幅度内修改关税税率等权力,使得美国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与接近30个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议,整体关税水平随之下降,而美国也借此恢复和打开了国外市场。

  贸易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,当时美国的政策整体都出现了转向,从信奉放任自由的小政府,转向了加强干预的大政府。

  上个世纪20年代,美国几乎完全处在共和党的执政中。大萧条之前的近十年里,美国经历了哈定(1921-1923在任)和柯立芝(1923-1929在任)连续两任共和党总统,并且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美国工业化完成以及从一战中受益,美国在1920年代柯立芝的任内进入了一个十分繁荣的时期,技术进步、物质丰富、文化活跃,被称为“咆哮的二十年代”。这又使得同为共和党的胡佛(1929-1933在任)在1928年大选中轻松胜出,继续代表共和党执政。

  共和党信奉的是“放任自由”和“保守主义”的理念,采取“小政府”的政策。即便碰上1929年股市暴跌,随后经济衰退,胡佛政府在危机早期也没有强势干预,仍是呼吁自愿联合。直到1932年大选的之前一年,胡佛才提出有政府介入的救助计划,但依然表示“联邦政府应该最少地介入经济的领域”。

  这样的背景下,1933年的罗斯福上台了,带领政策转到了“大政府”的方向。罗斯福新政一改共和党的放任自由的理念,主张对经济加强干预,其新政核心是三个R:救济(Relief)、复兴(Recovery)和改革(Reform),都具有加强政府干预的特征。

  “复兴”主要是采取一系列政策将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,农业方面,颁布《农业调整法》,成立农业调整署调控市场,减少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,促进农业复苏;工业方面,颁布《工业复兴法》,加强政府对生产环节的调控,防止盲目竞争和生产过剩;而在公共事业上,建设公共工程,增加就业机会。

  “改革”主要是针对货币和金融系统,包括出台了《紧急银行法》、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、放弃金本位制度、实施《1933年证券法》和加强监管等,试图预防危机的再次出现。

  而“救济”则是政府采取干预措施,救济穷人,缓解贫富差距,包括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和“以工代赈”,规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,保护劳工权利,出台《社会保障法》,帮助缓解失业和提供社会救助。

  在大政府的理念之下,罗斯福时期的财政刺激力度加大。1933年后,美国政府一改1920年代坚持预算平衡、连年财政盈余的做法,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,加大政府支出。1935年左右,美国财政支出规模超过60亿美元,较1920年代的平均水平翻了近一倍,随着财政刺激力度的加大,公共部门债务率也从1932年的33%上升到约40%。

  结合社会背景,其实也不难发现这种政策方向转变的必要性。经历了十多年“自由放任”政策下的美国经济,忽视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失衡,难以很好地缓解分配的问题。要缩小贫富差距,只鼓励效率而不注重公平是不行的,所以还需要政府加强干预、优化分配。这也就是胡佛黯然收场、而罗斯福新政登台的必然。

  回顾上世纪20-3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背景,我们很容易发现和当下的相似之处。

  在经济方面,贸易摩擦在多国间重新上演。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冲突不断、互加高额关税,而美欧、美加、日韩等经济体间也同样产生了贸易摩擦。美国总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8年之前的1.5%左右上升至19年8月的3%附近,而美国同期的进出口增速则见顶回落,目前也均降至0附近,全球贸易也再度面临降温。

  在社会方面,各国的贫富差距重新回到历史高位。全球贫富差距在经历了1960-80年代的缩小之后,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再度回升。从收入角度看,2010年美国前10%收入的人收入占比接近48%,英国这一比例也达到约42%,几乎已是与上世纪20-30年代相当的水平,就连贫富差距较小的北欧国家瑞典,在这最近二十年,分化也是加大的。而从财富的角度看,前1%的富人群体财富占比已达39%,同样是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新高。而社会分配的矛盾又成为近年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深层原因。

  在08年次贷危机之后,各国吸取了1929-33年大危机的教训,及时进行货币宽松。08年后各国央行果断采取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,并加强金融系统监管,使得全球经济避免了1929年之后那样深度和长度的经济萧条。

  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有弊端。持续的货币宽松刺激了短期需求,带领经济逐渐复苏,但这并没有改善社会的分配问题,导致贫富差距在08年后仍持续上升、到达新高。因而近年各地保护主义和贫富分化引发的矛盾也就依然突出,这意味着,1920-30年代美国的历史仍有反思和借鉴的意义。(编辑:刘瑞)